实践群众路线的楷模---“赤脚县长”浦太福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4-08-28 08:55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岁月中，浦太福毅然放弃国民党区长职位，投身革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转战大江南北。解放战争中，浦太福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国民党以三十亿法币悬赏捉拿浦太福，军警特务四出搜捕，始终没有得逞。因此，流传着许多浦太福“飞檐走壁”的传奇故事。浦太福真的身怀绝技，能“飞檐走壁”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浦太福体魄健壮、机智过人，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群众，在许多群众掩护下脱离险境。因为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太仓解放后，浦太福任太仓县第一任县长。解放初期工作十分繁重，他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经常深入农村，常常是光着脚和农民一起劳动、聊天，宣传党的政策，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凡是熟悉他的同志回忆起当年情景，无不称颂。
2013年6月，党中央组织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全体党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现摘编几则浦太福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小故事，以飨读者。
杨兴掩护浦太福脱险
杨兴，九曲镇方桥村人，贫苦农民。
1940年8月的一天夜里，“江抗”五支队侦察参谋浦太福经人介绍找到大地主钱寅阶家长工杨兴，请杨兴第二天早晨把他护送到璜泾。那夜，浦太福和杨兴睡在一起，浦太福对杨兴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杨兴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暴行，早就对日寇痛恨在心，这次经浦太福的启发和引导，决心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第二天一早，浦太福坐在杨兴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戒备森严的老闸大桥走去。这时，一个汉奸翻译领着两个日寇迎面走来，问杨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钱家推车的，叫杨兴。”“车上坐的什么人？”“我家少爷，有事上璜泾。”杨兴镇定回答，汉奸翻译知道钱家少爷常坐车进出，就挥了挥手放行。杨兴把浦太福送到了璜泾。
1947年10月一天下午，杨兴正在地主家忙着把拣好的棉花装到蒲包里。中共苏常太工委委员浦太福突然到来，准备先在杨兴那里休息，夜里再想办法到归庄。浦太福与杨兴已经有几年没有见面，就相互寒暄。正在这时，杨兴的一个朋友赶来说：“不好了，后面来了国民党的军队。”浦太福一听，马上拔出手枪想冲出去，杨兴连忙拦着说：“别慌，我来想办法。”他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靠墙放着的八、九顶竹帘，迅速把浦太福卷进竹帘，然后连人带竹帘往墙边一靠，再将其他竹帘整整齐齐地靠在外面。一切安排停当，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冲了进来。他们问杨兴：“有人来过没有？” “我一直在这里做活，没有看见！”杨兴说，但敌人不死心，东看看，西找找，还到隔壁几间房子里去搜查了一番，摇着头走了，杨兴见敌人走远了，才叫浦太福出来，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樊桂英掩护浦太福
樊桂英，女，常熟市东张镇人，1939年嫁到王秀镇杨漕村。
1941年7月，日伪在苏常太地区大规模“清乡”，白色恐怖笼罩着太仓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和民运干部的活动转入地下，形势非常严峻。9月的一天，新四军6师浦太福刚到杨漕乡，日寇就尾随而来。浦大福得到消息，已来不及转移。樊桂英不顾个人安危，赶紧把浦太福藏在自己家屋山尖的竹箩匾里，使浦太福安全脱险。狡猾的敌人不死心，隔了两天，又突然闯到樊家。当时，浦太福还未离去，双方正巧迎面相碰，日伪军步步紧逼，凶狠地叫道：“你是什么人？”这时，樊桂英沉着、机智地答道：“他是我父亲，从东张娘家来看我。”与她同行的董庆生也出面担保，说浦太福确是樊桂英的父亲，使浦太福再次幸免于难。
第二天一早，樊桂英把浦太福要送的信塞在竹管里，穿着破衣服，提着破篮子，手持讨饭棒假装讨饭，来到常熟东张镇南新闸交通站与组织取得联系。当夜樊桂英便将浦太福平安地转移到东张。
关心群众平易近人
施光华，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顾问。曾任中共太仓县三五区区委书记。
浦太福参加革命后，不论是在教导队当学员，还是在各种工作岗位，总是能吃大苦耐大劳。回到家乡坚持斗争和后来当了“父母官”，更重视联系群众。他下乡工作常常是光着脚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人们称誉他是个“赤脚县长”。干部、群众中哪家有困难，都喜欢同他交心。他们两口子收入并不很多，还要承担子女的扶养费和学习费，但是对重病缺钱求医和其它家境特困的同志和群众，总是慷慨解囊。有的困难户“借”了他的钱，到年终偿还，他就说：这钱你先拿回去过年，以后有钱了再“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全家下放到太仓花桥公社落户劳动改造。他照样和社员一起下地，重活干不动，帮做一些轻活，为社员烧水送茶。他在花桥公社时，我打听到地址，和他通过几次信。战友们见到我，常谈到他的为人，共同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战斗的往事。他也很挂念我和其他同志。上海一位战友对他说：“施光华到上海时，我一定陪他再来看你。”1976年，他已经初步落实政策，搬到太仓灯光球场（现中心广场）边的三间平房内。我因公到上海，和上海这位同志特地到太仓看望了他和何真同志。看得出他那天是很高兴的，但是身体已很虚弱，似乎也高兴不大出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982年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成立，谭震林同志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会后问夏光同志：“当时那个浦参谋，现在怎么样啦？”夏老回答：“浦太福同志前两年去世了，老同志和当地干部群众都很怀念他。”谭老一时无言，好像在追忆转战大江南北时的往事。
我的老首长
方大华，曾任浦太福警卫员。
1947年1月，浦太福奉中共苏常太工委的指示，率领武工队渡江南下，深入太仓县境北部何项区开展工作。国民党县党部“剿匪委员会”封锁交通要道，暗布密探，以30亿法币悬赏捉拿浦太福，致使地下工作面临着重大的艰难险阻。期间，浦太福化名戴一年，人称戴先生，没有一点架子，老少能和，贫贱能融，平易近人。身着粗布衣裳，冬天腰围“竹裙”，走路常常趿着鞋跟，一副活脱脱的贫苦农民模样，因此在地下工作中如鱼得水。
那时，浦太福与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升米粮食与一升米代价的菜金，从数字上者，生活要比一般农民好。但我们吃的是“百家饭”，吃到哪家，伙食费就全交到哪家，不定做，不加菜，那是铁的纪律。所以，麦粞饭、麦粞粥、蕃瓜、蕃芋、芋艿是家常饭；水螺、炖酒糟、乳腐、酱瓜、青菜、萝卜是家常菜，有时还盐汤淘饭，难得吃上点荤腥。即便是这样，伙食费支出要每天记帐，还要经浦太福审核。要说有点特殊的活，按规定浦太福每天有一包“前门牌”香烟、一只鸡蛋。可他经常吸“三星牌”劣质烟，节省下来的津贴都救济那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如一次在开展工作中，住在归庄的一位瞎子老太家，老太生活特别困难，他给了相当于6石米代价的钱帮助她解决困难。浦太福以此教育我，艰苦的生活能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这是一种有形无声的工作方法，能唤起群众的觉悟，取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受到他们的保护。
执政为民不徇私情
何真，离休干部，浦太福夫人。
1949年5月13日，太仓县城解放，浦太福任县长。14日下午一时，太仓召开庆祝解放群众大会，大会开了不到半个钟头，隆隆的飞机声掠过礼堂上空，接着连续几声炸弹爆炸的巨响震得礼堂屋顶泥灰齐下，会场秩序顿乱，有的从窗口跳出，有的夺门而出。站在主席台上的浦太福镇静自若地指挥群众有秩序地撤离会场，分散在操场的篙笆和树下隐蔽，一点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
解放初期，县政府机关为预防国民党飞机再来骚扰白天暂移城郊，晚上回城办公。浦太福因工作繁重，一刻也没有离开县城，日以继夜地拼着干。不久肺病复发吐鲜血，组织上动员他去休养治疗，但他总以自己是本地干部、情况熟悉为由，坚持带病工作。
浦太福出生于地主家庭，亲戚朋友绝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等上层人物，加上开展地下工作需要，交结了不同层次的人，社会关系复杂。当浦太福进城当了县长后，这些人怀着各自的目的拎着大包小包到县政府来拜访。浦太福牢记执政为民、不徇私情的信念，对来自不同阶层的不同对象分别对待，所带东西一律拒收。有的热情接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的进行耐心教育，要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响应政府号召，奉公守法；对罪大恶极的则直接轰走。如他姐姐的公公陈士勤，是太仓县最大的恶霸地主。陈士勤以为是浦太福的亲戚，摆出一副长辈架子，坐着黄包车神气活现地到县政府，浦太福听到陈士勤声音，要警卫员许小泉把他哄出去。再如他堂弟浦××拎了一小篮鲜活大虾到县政府，浦太福没叫他坐就问有什么事，还没等他把话讲完就严肃地对他讲：我们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国民党的政府，支前的粮草一定要如期完成，以后不准来县政府。这两人在镇反中因罪恶累累，被镇压了。
浦太福对自己的父亲也不徇私情。太仓解放初，为支援上海战役，地委分配太仓300万斤借粮任务。浦太福家也是借粮对象，他父亲找浦太福说：前几年你在家里拿了不少钱财（指浦太福为开展地下工作时在家里拿的钱财），家里没有多少钱财，要求减少点。浦太福没有答应，要他父亲回去积极想办法如数交清。他父亲回去后还是不死心，让他母亲到县政府来对儿子哭诉，亦被浦太福教育回绝了。后来，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要他父亲上台表态，他父亲吓得爬在河里。浦太福知道后想：如他父亲不按时交清，周围地主会看样拖交，影响到任务完成。于是浦太福动员女儿将家里的首饰变卖，如数交清，并许诺以后归还。抱观望态度的地主们看到县长父亲交了，也就乖乖地交出了借粮。遗憾的是：到浦太福离世也没有兑现归还女儿首饰的诺言。
1962年，他母亲病危时将仅存的一支压发簪交给他作留念。但浦太福拿回家后对我说，这是剥削人民的东西，应归还农民。他向组织上汇报后，将压发簪卖给银行，将钱与发票一起寄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支部用此钱造了一座农桥。
共产党干部真是了不起
葛天民，离休干部，曾任浮桥区副区长、太仓县政府秘书。
浦太福当县长时主要抓全县大事，日常事务工作都交给秘书搞。当时科局向外不行文，要经过县长签发才付印发出，我当秘书一不要跟在县长后面夹皮包，二不要埋头为县长写讲稿。其实浦太福讲话，从来不用讲稿。他不穿袜子进会场，敞开衣领上讲台，自拉自唱，没有帮腔，没有长篇大套，也不印发讲稿。大家笔记本放在膝头上，专心一致地记，好回去传达。虽说过去工作不少，但形式主义很少。人人都说浦太福是个实干家。
他的游击习气当了县长仍未改，屁股坐不住，大事小事喜欢向下跑，凭着“11路汽车”，走遍全县大小市镇和广大农村，尤其是不怕困难，常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太仓西部偏僻地区新湖乡，解放初期是个土匪窝，没人敢去，粮也征不上来。他就召集全体科局长，分村包干打歼灭战。当时我和他住在红房子一带，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场所，调查访问走遍全村各户，和老农促膝谈心，终于挖出隐藏的土匪头子罗大胖子，进行了镇压，不但胜利完成征粮任务，而且发动群众，为各项工作打下基础。
每年防汛期间，他常出现在沿江海塘上，不但视察指导，有时还和民工一齐干。1949年大潮大台风，我在浮桥区海塘上向县里告急，浦太福乘客车赶到东门，风势很猛把车顶住开不动，他就从东门步行到浮桥七丫口。民工看到县长顶风冒雨上堤，干劲更足了，有人说“县长亲上堤和我们一起干，开天辟地少有的事，共产党干部真是了不起！”
不同寻常的“老农民”
徐伟，离休干部，曾任花桥公社党委书记。
在我孩儿时代，浦太福的故事就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颂，因此浦太福的名字我在十几岁时就耳闻了。但真正认识并和他交往，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我到花桥公社工作，浦太福随何真下放到花桥公社东风大队。
那年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浦太福。他给我的第一直观印象是一个“老农民”，他肤色黑黑的、身体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穿着普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老农民”。从外表上看，与“老农民”唯一不同的是，他身上背了一只春雷牌收音机，因为那时农民家中有收音机的还不多。
在后来的交往中，通过了解知道他家是生产队里的议事地点，每晚生产队干部和周边群众都去坐坐，他总是参与其中，还拿飞马牌香烟热情招待干部群众。村里人有的叫他 “伯伯”，有的叫他“公公”，已经与当地农民融为一族。但他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农民”，不同点之一：他是一个热心帮助农民的人，农民有困难都愿意去找他。当时，生产队集体经济到年终时才分配，农民平时的零化钱比较紧张，有的人有困难就向他求助，他总是有求必应。不同点之二：他经常向公社党委反映一些农民生活中的问题、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基层干部的一些情况，起到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同点之三：他力所能及地为民办一些实事，除了参加一些如在插秧时拉绳等轻劳动外，还利用他的收音机听天气预报，遇到天气突然变坏，就通知生产队组织抢收；他烧煮酸梅汤送到田头，为农民服务；有人找他倾诉苦闷，他总是耐心倾听和劝慰；邻里纠纷找到他，他帮助劝解。
浦太福同志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农民”，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些社情民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精神，是我们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管救济的民政干部
顾文彦，离休干部。
1973年，我在九曲银行工作时，听到浦县长随何真同志从苏州下放到花桥公社的消息，专程去花桥看望浦县长，先去公社党委找郁浩然书记打听浦县长的住址。郁书记热情地告诉我，浦县长住在东风大队，介绍说：他现在是那大队“管救济的民政干部”。周围的贫困社员，凡是队里预支不到油盐钱的，就到浦县长处借钱，有求必应。还有治病的也向他借钱，数额较大，一般要10元到30元。有一农民看病向他借了30元，言明等年终分红时归还。分红后，该社员上门还钱，浦县长问他今年分到了多少钱，当知道该社员今年仍是超支户，这30元是队里照顾预支的过年的钱。浦县长听后就说：“这钱你拿回去过个年，等你今后好转后，分到了钱再来还。”
其实，浦县长不单是下放后当“管救济的民政干部”，他还经常帮助战争年代支持革命工作的贫困农民和贫困的战友。1962年，我在归庄银行工作时，帆山大队有个贫困户叫陈金龙来申请贷款治病。他告诉我说：在抗日时期，浦县长带了民运工作同志，多次住宿在我家，后来被日寇知道了，将我的草房烧了。浦县长在太仓工作，用自己的钱在经济上经常照顾我。浦县长调到苏州工作后，每年仍寄钱物给我。这次要看病，不好意思再麻烦浦县长，所以向银行贷款。1975年，一次我去浦县长家看望他老人家，看到陈金龙也在，陈告诉我：“我这次是乘队里的装粪船到太仓看病的，浦县长又帮我付了很多医药费。”
在九曲工作期间，我认识了红星大队9小队饲养员朱林，他是个老党员，复员军人。他告诉我，他早年参加新四军，南征北战，在淮海战役中负了重伤，左手失去了2个手指，视力也模糊了，太仓解放后复员回九曲。回家后，浦县长帮助介绍对象成了家，因家底差，自己又是残疾，生活很困难。浦县长经常在经济上给予照顾，浦县长调苏州工作后，也照常寄些钱物来。
1978年，在一次看望浦县长时我开玩笑说：“浦县长，论工资你虽比我高二倍，可你的扶贫经费开支这么大，怎么够呢？是不是还‘挪用’了何真同志的工资？”浦县长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合法挪用，又是欠理的挪用。浦、何是一家，挪用是合法的；我从不事先与何真通气，只是我一个作主，真是有些欠理，但这方面何真同志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什么意见啊。”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浦县长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的外公浦太福
山飚，浦太福外孙。
我的外公浦太福一向助人为乐，平易近人，和他共事过的战友和群众都亲切地喊他“老浦”或“老县长”。由于外公在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声望，所以找他帮忙，上门求助的人不少，而他总是来者不拒。外婆常说，老浦出门时候口袋里装着钱、揣着烟，不大功夫回来就两手空空了。问他干啥用了，外公常说，我也不买啥东西，人家急用，就借给他们了。香烟，也是在他和那些工人、农民、营业员、炊事员朋友们的亲密交谈中不知不觉发光了。1976年夏天，外公因病在家休养。一天，一位九曲来的妇女哭着上门求助，当外公得知她这位老部下的女儿因患胆结石，家中困难没钱看病时，立刻安慰她，拄着拐杖领她找到中医院的老中医朱逸才看病，帮助支付了看病的医药费。她治好病后，外公还专门写信给九曲公社，请他们帮她安排工作。后来这个妇女几次拿着土特产登门感谢，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外公一生廉洁奉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到他临终前，还是欠了一份还不掉的情。1978年春节，当时由于副食品供应紧张，外公一大早就到菜场买鸡。他在市场另一侧去换零钱，结果回来时，那老太对他说：“你不用付钱了，钱刚才有人替你付了。让我把这只鸡交给你。”外公忙问是谁付的，得到的回答说：是个男的，不认识，也没看清楚长相，只把鸡钱付了，一共5块8。这下外公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着，天天到菜场去打听，几乎问遍所有认识的人，甚至还贴出了寻人启事，可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然不知道是谁送了这只让他牵肠挂肚的母鸡。
每年的清明，我们全家总要去给外公扫墓。而每次在我们去之前，外公的墓前已放满了花篮，外公那不起眼的墓碑因此在公墓中特别引人注目。每当此时，我心中就会浮现出外公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是我心中长明的灯。